中国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历史上能当得起“三不朽”的人物并不多,以过去这一千年而言,宋朝的范仲淹、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算是屈指可数的典范。假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9)几乎可以说是明朝三百年最伟大的人物了。
王阳明小时有神童之誉,但他认为读书登第并非头等大事,只有成为圣人才是做人的头等大事。25岁那年他赴京应试未中,却只淡淡地告诉友人“人皆以不及第为耻,吾独以不及第而动心为耻”。说明他已经超脱了世俗的功名观念,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价值体系。
28岁中进士后,王阳明步入仕途,并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33岁时担任兵部主事(大约相当于今日国防部的一个司长)。两年后新皇帝武宗即位,重用宦官刘谨,把戴铣等21人送进大牢。王阳明上疏声援戴铣,却惨被廷仗四十,打得皮开肉绽,再被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招待站站长),手下仅有管理员1人,马23匹。1508年春三月,历经九死一生的王阳明到达龙场。当时的龙场“万山丛棘,蛇兽出没,瘴疠相侵,苗彝杂居”,连个住处也没有,只好在龙岗山腰的东洞“就石穴居之”,并题写“阳明小洞天”于洞口,这便是“阳明洞”的由来。
在经常绝粮断炊的困窘中,阳明恬淡自适,潜心研究易经,得悟格物致知之理,并提出“知行合一”说和朱熹的“知先行后”说相抗衡,而且在明末传到日本,形成了德川时期十分流行的“阳明学”,对后来的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我们在阳明洞口看到光绪年间四个来访日本人的题字,表达了他们对王阳明的敬仰。
但中国人对“知行合一”反而不那么重视,而且有不少误解。例如孙中山,为了革命的需要,还专门写了一本小书《知难行易》来加以批驳。由于中文一字多用,要辨清所谓“知先行后”、“行而后知”、“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等论题,必须要先从“知”、“行”和上下文的关系来判定文意,才能进一步讨论,否则许多争议都是牛头不对马嘴。例如孙中山《知难行易》中的“知”指的是“知识系统”,和一般人“知易行难”所指的“听到了”的知明显不同。
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认为,“知”与“行”的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高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高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
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在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