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固然有其偏见与政治目的，但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果其竞争优势是低廉劳动力成本之上的制造优势，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无疑会通过全球化的资源分配机制，导致全球资源使用的低效与经济结构的失衡，从而导致全球化的经济危机。

    所以我提出，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上帝对中国民营企业转型的一次暗示。我们一定要读懂这次暗示的战略含义，那就是真正的危机是内在的，是我们国家经济结构的危机，是我们民营企业发展模式的危机，这次危机的真正含义，就在于提醒我们懂得民营企业劳动力优势的春天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将是一个“凭实力见高低”的夏天。

    远的不说，就说邻邦印度吧。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科技大国，拥有400万科技人才，在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同时，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研发中心。在我们出口产品的同时，他们在出口软件与“外包”服务。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谁是未来秋天的收获者？也许真正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要知道，中国与印度的这种差别，不仅是经济总量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与人民生活质量的竞争。

    制造业与服务业背后是两种不同的企业家精神。

    制造业背后的中国企业家精神，提倡的是“天道酬勤”，但缺乏的却是创新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与保护。而所有这些恰恰是服务业所强调的。1994年印度通过了版权法，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我们知道，服务业特别是软件业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与保护，是制造业无法比拟的。

    同样是制造业，日本与韩国企业的发展模式是追赶世界一流。日本企业追赶美国，韩国企业追赶日本，而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也有追赶，但大多是国内关起门来相互追赶，在国内的政策环境与经济环境下，这种“内战”的结果，进步当然是有，但伴随而来的副产品，常常是恶性竞争与政府干涉。内蒙两大巨头蒙牛与伊利不时爆出的“恶斗”，各地政府封锁市场，通过公安司法力量帮助本地企业打击竞争对手的事件时有发生。

    另外，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并不值得永远夸耀，因为劳动力成本的另一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收入，据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且现在大部分员工收入增加速度落后于CPI增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觉得，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企业发展方式上讲，企业家再也不能把“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自豪地挂在嘴边了，难道我们就没有能力在提高企业赢利能力的同时，同步提高或甚至先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吗？

    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改变企业的发展方式，从单纯追求“量”的增长，转到追求“质”的增长方向上来，这一转变的核心就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