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的战略与政治层面、恐怖主义袭击的两难、恐怖主义袭击如果成功获得广泛的舆论关注，除了对公众形成的直接视觉或情感冲击之外，一般还有两种影响.

 恐怖主义的目的:

一是战略层面，产生“威逼”效果。很多涉恐报道常说恐怖主义的目的是“威慑”，这不太准确。“威慑”(deterrence)是使对方不去做某些事，而“威逼”(compellence)是使对方做某些事，获得有效的WMD能力或劫持人质也许能够达到某些威慑作用，如阻止政府军或外部干涉武装的介入。但类似自杀式袭击或无差别攻击人群这种以博眼球制造轰动效应为主的恐怖主义行径更主要地是为了达到“威逼”效果，如塔利班以自杀式袭击的媒体影响为武器，间接通过美国及其盟国国内公众对其政府施加压力，如撤军。核时代的军事战略不是以杀伤敌人为核心目的，而恐袭便是“穷”人释放类似战略信号的手段。

　　二是政治层面，这一点对于恐怖主义组织来说是一个两难选择。不进行袭击，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取得他们想象中战略层面的效果。但是在“恐怖主义”已在多数国家公众心目中有了特定涵义的今天，恐怖主义袭击，尤其是无差别攻击，很难取得多数公众的政治同情。这与20世纪前半叶全球革命和独立自由运动所采取的非对称作战和暴力抗争是绝不一样的，无论是政治环境、思想潮流，虽然很多恐怖主义菁英份子在为自己的路线辩护时会把自己与那些运动进行类比。这样的话，恐怖主义组织在完成战略层面目的的同时，便已“自绝于人民”，而这对他们来说还不是最要命的。很多恐怖主义组织产生于民族或族群自觉、政治独立、国家分裂运动，如疆独。在国际政治中，我所称之为“balance of troubles”的博弈中，这类分裂运动本是霸权国抑制新兴国家、区域竞争国家之间相互抑制、或新兴国家对霸权国制造麻烦时，可以直接或间接利用的杠杆，分裂组织对于三方博弈中自己的杠杆作用也一般了然于心。但是由于恐怖主义的当代涵义获得了国际公众的较大认同，任何一次袭击都为外部势力的插手设置了障碍，这次的昆明血案也必然如此。而这是恐怖主义组织本不愿看到的。

反恐的困难:

       釜底抽薪与暴力弹压、现代化的双刃剑与反恐悖论对于政府而言，无论是从管理或统治角度，还是治理功能角度出发，对付恐怖主义组织都应该从他们以上战略和政治这两个层面同时下手。政治经济层面的解决是釜底抽薪，是治本。使用暴力手段弹压是治标，却是基础。这里有一个问题，现代化或世俗化能否根治宗教背景的政治恐怖主义?这问题太大，没有答案，但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化无疑是柄双刃剑：加速的族群或民族认同过程如果伴随现代化进程滞后出现，便一定会形成暴力诉求的温床。但加速的现代化进程同样或更有可能强化政治认同形成过程中的暴力倾向。而现代化本身所造成的共性经济、社会、文化问题，还不算在这其中。

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如何考虑釜底抽薪，在面对政治恐怖主义时所做出的选择都必然是两难选择，虽不一定导致“越反越恐”，但依然会形成“悖论”的局面。如果悖论真的存在，并不代表不应反恐，但对于反恐效果的期望却不能过于理想化。9.11之后的美国政府， 无论是在战略战术角度、政治伦理角度、还是文化心理层面，都是对于反恐最有心得的政府。在不断的骂声中，美国两党几届政府，不惜对其核心宪法精神和司法精神进行部分推翻与否定，换来了本土对政治恐怖主义相对成功的控制。

重申对暴恐分子不能仁:

昨天，有记者提到，三年前张春贤曾提出不能对暴恐分子实施仁政，现在他如何看待?对此，张春贤表示，对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只能是严打高压，以雷霆之势将其嚣张气焰打下去。

对于暴恐事件在新疆更频密发生，并向北京、昆明等新疆以外地区蔓延，张春贤否认是严打造成。“(暴恐)不是说哪个地方‘打得多’、‘打得少’，”“不严打就不发生?不解决问题就不发生?”张春贤说，从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到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可以看出暴恐正在呈现一种全球性趋势，是社会必然产生的毒瘤。新疆付出很大的代价进行了严打，而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很大成效，暴恐不是打压之后产生的。正是因为现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才将暴恐限制在最低限度。

暴恐分子翻墙获取信息:

张春贤还指出，现代信息化传播手段也为暴恐分子制造暴恐事件和制暴手段提供了帮助。

“现在新疆的暴恐，90%是暴恐分子‘翻墙’，根据网上的视频不断形成的。”至于将来能不能在全国蔓延，张春贤表示，相信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打人民战争，提高意识，不断学习先进方法，是可以把它压到最低限度的。

昨天在问答中，有记者提到，是否应为反恐立法，以更好地打压暴恐分子。“我认为应该反恐立法。”张春贤回答说。